每到清明，一缕哀思会笼罩春日的大地，让不少人回想起生命凋零的亲朋挚友。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有一群“生命摆渡人”在生者与逝者之间架起了生命接力的桥梁。他们是器官捐献协调员，负责医学评估、伦理沟通、捐献见证、缅怀纪念等全流程协调和服务工作，用坚守带来生的希望，用善意致敬生命的重量。

一场特殊的默哀仪式

在北京佑安医院的手术室内，一场特殊又庄重的默哀仪式正在进行，这是器官捐献手术前的重要环节。手术台灯光的映照下的蓝色盖单里，器官捐献者静静地躺在其中。几名医务工作者围绕在他身旁，陪他走完这生命的最后一程。七年间，北京佑安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李树源已经参与了无数次这样的默哀仪式，一次次护航生命接力。

在捐献手术之前，在场的所有医务工作者以及红会的见证协调员，会举行一场时长约一分钟的集体默哀仪式。仪式上会介绍病人的名字和相关情况，默哀结束后才能开始手术。捐献的大器官包括肝、肾、心、肺、小肠、胰腺，角膜则属于眼组织，一般会根据潜在捐献者当时各个器官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具体捐献哪些。

在担任器官捐献协调员之前，李树源就在北京佑安医院手术室从事临床护理工作。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之下，他了解到了器官捐献的相关信息，便毅然决然地走入“生命摆渡人”的行列。虽然经常会回到手术室工作，但工作的内容改变了，还需要更多地和病患家属打交道，做他们的“知心人”。

李树源常跟很多捐献者家属说：“什么时候你们能把他从自己的脑海里真正放下，这个人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去世了。”而通过器官捐献，比如一些年轻患者的心脏可以延续下去。捐献后，会定期向移植医院了解受体的大致恢复情况，比如获取心脏超声检查的图像和心动声音，给捐献者家属听，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亲人的心脏还在这个世界上跳动，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感谢您给我们第二次生命！”

“感谢您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我们今天终于完成了您的夙愿，登上了长城。”这是几位器官捐献受赠者在万里长城之上，为完成捐赠者遗愿专程录制的一段话。2022年，这位来京帮子女带孩子的老人突发脑出血，经医治无效确认脑死亡，经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多次沟通，最终达成了捐献决定。

这个案例也让李树源记忆犹新。捐献手术结束后，器官捐献协调员了解到捐赠人生前有一个愿望，去一趟长城，但没能实现。

等到接受他器官的受者们病情恢复得比较好时，器官捐献协调员联系到了受赠者，希望他们能代替这位病人去一次长城。“当时还拍摄了视频和照片留念。通过这种方式纪念，一个生命的逝去，代表着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

“这是我妈妈的器官捐献登记卡，在我爸爸进行器官捐献半年之后，她也申请了，同意在死后把自己的器官捐献出去。”在一个春和景明的下午，记者和一位器官捐献者的女儿小琪（化名）碰了面。

小琪的父亲因脑出血送至医院抢救，随后又进行了开颅手术。住院7个多月后，小琪父亲仍然昏迷不醒，身体也撑到了极限，每天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175的个头，人已消瘦到90多斤，形同枯槁。在接触到器官捐献的信息后，全家人一致做出了器官捐献的决定。

当时确定他的心脏状况良好，可以捐赠，眼角膜也进行了捐赠。做出捐献决定时，首先妈妈认为，很多人需要器官、等待器官移植，如果决定捐赠，别人可能会因为这个决定拥有不一样的人生，很多人能活下去，不用再受病痛的折磨。因为需要直系亲属同意，跟爷爷、奶奶一说，他们就同意了。“我想，他们也是觉得儿子已经受了几个月的罪，奶奶每次去医院看他都要哭很久很久。而且他们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更能理解那些患有同样病痛的人。”

父亲过世之后，小琪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调整心态，更加发奋努力。如今，她已经成为了一名医学院的在校学生，立志成为一名医生，她对生命意义理解也日益深刻。

父亲去世后，小琪非常难过，生活中某一件小事都可能引发她的情绪。但有时候想到父亲的器官捐给了别人，给那些病人带来了活下去的希望，让他们拥有了新的人生，小琪就觉得这是一种安慰。“其实死亡离我们很近，人最终都要走向这一步，所以要活在当下，把每天的日子过好：能享受生活的时候就尽情享受，能奋斗事业的时候就努力奋斗，让人生过得精彩、圆满，这样死亡来临时才不会有太多遗憾。”

在北京佑安医院的器官捐献办公室的沟通谈话室内，几十面由受赠者及其家属送来的锦旗挂满墙面，每一面旗帜的背后都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由受赠者和家属寄来的感谢信也都被妥善保管，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是肝源的受益者,在命运的转折点上，是你们的慷慨与勇敢，如同温暖的光茫照亮了我生命的航道。通过这次生与死的考验,让我懂得器官捐献不仅是身体上的拯救，更是心灵的重生，让我明白了大爱与无私的真谛。”

一个多月以前，李大姐的爱人也在北京佑安医院顺利进行了肝脏移植手术，现在愈后良好。如果不进行手术，他爱人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这位质朴的农村大姐说：“非常感谢器官捐献者，他们特别伟大，给了我们一次重生的机会。当时手术进行了大概6个小时，我们一直在外面焦急等待。大夫说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听到这话，我的压力一下子就没有了，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家里人都特别高兴。我经常对爱人说，既然得到了一次新的生命就好好活着，开开心心的。”

器官捐献：一场“生命接力”

在器官移植这场生命接力背后，离不开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奔走和努力。北京佑安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最初只有刘源一人，他曾是肝胆外科的医生。

2014年，刘源放下手术刀，成为了一名专职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十多年来，他奔走在各大医院重症监护室中，有时候一驻扎就是20天，评估合适的捐献者，宣传相关的流程和政策，为患者家属答疑解惑，消除他们心中的顾虑。

刘源说，病人家属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你们做这个事情国家允许吗？正不正规？还有一些家属会问，捐助的器官捐给谁了、去哪了？”

刘源提出，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和家属接触的过程中，都会把我国器官捐献的发展过程、原则、流程，客观地向家属讲述清楚。第二个方面，是让家属了解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实际工作情况，始终秉持非常负责任的态度。

北京佑安医院是我国最早一批开展器官捐献工作的医院，现在有刘源在内的6名器官捐献协调员负责相关工作。12年间，院内共完成了850多例器官捐献，共捐献器官2800多个，不仅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更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从发现潜在志愿者到最终完成捐献，成功率已经从之前的不足20%提升到了现在的50%左右。

刘源介绍，病人转介过来后，需要对其病情、所有器官功能进行客观详细的评估。我国的器官捐献指征有三个标准：一是标准心跳死亡的捐献，二是国际标准的脑死亡状态下的捐献，三是脑心联合死亡状态下的捐献。纳入潜在捐献的病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病因明确，大脑中枢存在完全且严重的不可逆性损伤，处于深昏迷状态，并且有明确的直系亲属。

近年来，我国的器官捐献发展经历了规范化、法制化、透明化的渐进过程。2015年起，我国全面停止司法渠道器官的使用，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的器官来源。2024年起，《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施行，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制保障。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国家卫健委近期公布的数据，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超过733万，实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6.5万余例、捐献器官20万余个，捐献角膜12万余片，捐献遗体6.9万余例。这些捐献挽救了20万余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为10余万人带来光明。但是，据此前媒体报道，我国器官移植的供需比大约仍为1:7.35，这意味着在7名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中，只有1人能有机会获得捐献器官。

刘源提出，捐赠成功的概率高低，主要看家属的意愿和决定。只要所有直系亲属都同意，捐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成功，只是能捐献出几个器官的问题。希望捐献的器官越多越好，这样家属会觉得这个决定更有意义，一个器官就能挽救一个病人的生命，这相当于是一种生命的“放大器”。不过，由于现在器官非常短缺，哪怕病人最终只能捐献一个器官，也不会放弃，因为这同样能达到挽救他人生命的目的。可能原因有很多，比如年龄太大，很多器官已超龄无法捐献。

器官捐献的流程复杂、专业性强、机动性大，还充满着医学伦理和人道关怀方面的挑战。每一位器官捐献协调员既要储备丰富的医学和法律知识，又要严格把控捐献流程的规范性与严肃性，保障捐献者尊严与受捐者权益，更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在疑虑中默默传递善意与希望，推动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知从“忌讳”向“理解”再到“支持”转变。

刘源说，每一位捐献者背后的家庭，都有一段独特的故事。这些捐献者在大街上、在社会上可能只是最普通的路人，但在离开这个世界时，他们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值得铭记的事——捐献自己的器官。他们让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得到延续，在更多人身上得以体现，活在了别人的生命里。这些人值得永远纪念、永远缅怀。

从器官捐献者家属忍痛作出大爱决定，到受赠者带着新生感恩前行，每一段生命接力的背后，都藏着温暖与善意。器官捐献从来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爱的延续；器官捐献协调员，从来不是孤独的行者，而是大爱传播的使者。

清明时节，我们缅怀逝去的生命，更致敬那些无私的捐献者和默默奔走的“生命摆渡人”。愿每一份善意都能照亮生命的旅程，传播生命的希望。

记  者 | 孙媛 

编  辑 | 孙媛 

主  编 | 程艳